五、毛主席说：“你这个校长很全面”
从参加平江起义到新中国诞生，在硝烟滚滚、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彭绍辉将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贡献给了党的军政干部教育事业。他先后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、大队长、政治科长、教导营长、团长、抗大总校副校长和抗大七分校校长
等职，治学严谨，率先垂范，经他培养过的学生，有驰名中外的将军，有血染疆场的英烈，有的后来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。
年5月，红二方面军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成立教导团，彭绍辉调任教导团团长。
他到任后，勤奋学习，忘我工作，从不以残疾之躯自视特殊。每天早晨，他总是军容严整地第一个来到操场，并亲自带操。他处处以身作则，深受广大教职学员和干部的拥戴。大家反映说：“我们团长什么时候都是军容严整，从来没有因为他是一只胳膊而在军姿上马虎过。”
他对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从来不挑不拣，不计较职位高低。担任教导团团长以后，有一次，他见到了原来的部下陶汉章。这时陶汉章已担任抗大二分校训练部长。见面时，陶汉章开玩笑说：“你这个堂堂军团参谋长，现在又当教导团长了。”彭绍辉风趣地说：“都是团嘛，有啥不一样。”
年夏，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“扫荡”，企图捕捉八路军领导机关，消灭八路军主力。这时，彭绍辉调任三五八旅旅长，奉命率三五八旅护送由“抗大”、“陕公”、“鲁艺”等单位七千多名男女干部学员组成的第五纵队，越过同蒲铁路东迁敌后。他将第五纵队分成三个梯队，亲率七一四团担任掩护，三次往返于敌人据点林立和敌铁甲车昼夜巡逻的同蒲路，胜利完成了护送任务。
冬天，他又率领七一四团向晋察冀边区护送了一批弹药。时值严冬，晋西北高原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。担负护送任务的部队，不仅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铁甲巡逻车，而且还要与严寒、饥饿作斗争。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，彭绍辉总是吃苦在前，甚至把自已的马让给伤病员骑。狭窄的山路雪深没膝，牲口不时滑倒。一次，彭绍辉在拖牲口时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，警卫员把他扶起来，他却幽默地说：“变成了雪人，敌人就更发现不了嘛！”
年，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生活最艰苦的一年，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，吃穿都很困难，到了“夏缺单衣冬缺棉，踏脚跑步来御寒，二两黑豆四两糠，土豆同瓜苦菜汤，数月不见油和盐，想吃小米难上难”的地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彭绍辉一面率部坚持反“扫荡”斗争，一面教育部队识大体、顾大局，先中央后自己，把搞到的一点粮食和款项，尽可能地送往陕甘宁边区。为此，指战员们还编了一首赞扬彭绍辉的打油诗：“一把手”的党性强，革命全局胸中装。教育部队紧肚肠，有粮首先送中央。”
年12月，彭绍辉被调到抗大七分校当校长。年，他当选为中共“七大”代表。在出席大会的前一天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。这天上午10时许，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走到彭绍辉的面前，握着他的手，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：“绍辉同志是瓦子坪人，是放牛娃出身啊！”接着毛主席又详细询问了七分校是怎么办起来的，有多少教职员工、多少学员，都开了一些什么课程，学员们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怎么样。彭绍辉一一作了详细汇报，毛主席听后满意地点点头。
当他汇报到七分校是由陕甘宁晋绥、晋察冀和太行三个单位抽人组织起来，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女生队，共有三千多名学员和七百余名教职员工时，毛主席风趣地说：“孔夫子是弟子三千、七十二贤人，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！”随后，毛主席又关切地问：“学校修了多少个窑洞？桌椅板凳是怎么搞出来的？”
彭绍辉回答说：“全校共修窑洞百把个，我们有个副校长是木工出身，他把木工组织起来，办了个木器厂，专做桌椅板凳。我们还开办了三个铁工厂，打了两千把镰刀、一千把锄头。男学员开荒种地、养羊、烧木炭，女学员纺毛线、织毛衣。我们还办了一个小商店，销售抗大生产的货物。由于全校上下一齐动手，出现了边训练边生产的热潮。”毛主席称赞说：“你这个校长很全面，工农兵学商都有啊！”彭绍辉激动地说：“这都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，学习南泥湾精神，利用了豹子坡、半定川、大风川的天然资源。我们组织起来，自已动手，丰衣足食，积蓄力量，准备胜利。”毛主席高兴地说：“这几句话成了你们办校的方针啦！”
六、“可不能忘记老传统”
彭绍辉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。无论是在坚持晋西北抗战的恶劣环境中，在吕梁地区同阎锡山斗争的复杂条件下，还是建国后的岁月里，他始终同广大指战员一起同甘共苦，从不搞特殊。
有一次，警卫员看到他连续指挥部队作战过于劳累，身体瘦弱，就让炊事班烙点饼子给他当干粮。他严肃地批评警卫员不应该这样做，并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，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，官兵之间、上下级之间是平等的，生活上同甘共苦，不能有半点特殊。”他仍然坚持和战士一样吃杂粮炒面和小米饭锅巴。他的衣服、鞋子破了，供给部门要给他发新的，他总是说：“还能凑合着穿嘛，就是有几个窟窿，也比长征时穿的衣服、草鞋好多啦！”
年秋天，晋绥军区派一名科长随同部队护送蔡畅过同蒲路去东北。蔡畅让这位科长捎话给彭绍辉的老警卫员罗贵波，要他们在生活上好好照顾彭绍辉，保证他的健康。在蔡畅的提议下，组织上决定给彭绍辉一点儿营养补助费，但几次派人送去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：“现在是战争环境，我们吃、穿、用都要想到人民。只要做到这一点，就不觉得我们自己艰苦了。”
全国解放以后，他的衬衣和鞋袜穿破了，还总是补了又补；他使用的枕巾和毛巾等生活用品，都是用到实在不能用了才更换。有一次，一位工作人员看到彭绍辉的一双袜子，因穿的时间太久了，前边和后边都打了补丁，便劝道：“首长，这袜子太破了，买一双新的吧，您又不缺这点钱。”彭绍辉听了，既亲切又严肃地说：“我是不缺这点钱，但这不单纯是个钱的问题。现在能穿上袜子就已经很好了。我小时候给大地主刮皮青当长工，整天打着赤脚，连双草鞋都穿不上。这袜子补补不是还能穿吗？”这位同志听了，深受教育。
彭绍辉的一床被子，从五十年代初一直盖到七十年代末，用了二十多年，已经非常破了，整个被面只剩下中间一小块还能看出原来的样子。他的夫人张纬不知补过多少次，也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换床新的，可每次都遭到他的否决。年，她趁彭绍辉不在家，把这个被面换掉了。彭绍辉回来后发现，很不高兴，当即让把那个旧被面重新换上，说：“这不是挺好吗？现在有被子盖，还挑什么、可不能忘记老传统啊！”
彭绍辉一贯关心官兵，爱护同志。当年在吕梁山区行军路上，他经常把马让给伤员骑。尽管他没有左臂，但有时还替体弱的战士扛枪。每到宿营地，他总是到伙房、卫生队和战士营地去转一转、查看一番。从战士的衣食住行和伤病等
情况，到机关建设和参谋人员的培训，他都时刻放在心上。在战场上和训练场上，他对干部战士的要求很严格，可到了平时，又经常和战士们一起唱歌、做游戏，有说有笑，官兵关系非常融洽。
他自已的文化程度不高，却关心并帮助战士们学文化。部队有个小侦察员叫杨玉娃，目不识丁。有一次，杨玉娃向彭绍辉报告敌情时边说边看手掌，彭绍辉拉过他的手一看，乐了。只见手掌上画着一些小人，还有手榴弹、长短枪，便问他：“在家没念过书吗？”杨玉娃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彭绍辉亲切地对他说：“过去没读过书，那是旧社会造成的。我小时也是个放牛娃，没有读多少书。现在我们干革命，打天下，没有文化可不行啊！你以后每天学两个字，我来帮你，好吗？”从此，杨玉娃天天坚持学习，每当他报告完敌情后，彭绍辉总要听他汇报一下学习情况，有时还写几个字考考他。后来，杨玉娃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。
彭绍辉对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抓得很紧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在第二次攻克山西省文水县城后，从敌人仓库里缴获了很多粮食，这时，部队正缺粮，有的同志筹划运一些粮食出城，以解决本单位的吃粮困难，彭绍辉得知后，立即进行了严肃批评：“这是我军纪律所不允许的，决不能因小公损大公，顾小局而失大体。
年6月，部队由陕西省宝鸡向甘肃省天水西进时，敌人为扰乱民心，进行欺骗宣传，企图阻挠我军的行动，当地群众对我军不够了解，给部队的行动带来一些困难，物资供应以及找向导带路等都不好办，面对这些情况，少数干部
战士产生了急躁情绪，埋怨当地群众落后，在军民关系和群众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彭绍辉发现了这一情况，主动去找军政治部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，他说：“群众越是不了解我们，我们越是要维护群众纪律，这样，群众才能逐渐了解我们。”他要求对部队进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教育，还亲自给直属队讲话，用红军在长征中执行民族政策、维护红军纪律的生动事例教育干部战士。
一次行军途中，饲养员老张没有把马看好，跑到地里吃了老百姓的高粱苗。他就把老张叫到跟前嘱咐说：“以后可要当心，一定要把马看好。”说完蹲下身子，把被马踏倒的几棵高粱苗扶直、栽好，然后叫警卫员把种那块地的农民请来，自已掏钱赔偿了损失。
七、铮铮铁骨，一身正气
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，彭绍辉坚贞不屈，刚直不阿，与林彪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在“四人帮”大刮夺权风的日子里，他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态；“军事领导机关不能冲击，不能夺权。”
“文革”初期，林彪一伙企图把“假党员”等莫须有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，并进行逼供。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凡是没有的事情，压力再大我也不会承认。”
后来，林彪、江青一伙对彭绍辉的迫害步步升级，审查逼供不成，就采取诬陷的办法对他进行批斗。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说：“彭绍辉在哪里？他是贫农出身，抬过轿子，是一位好同志嘛！”使得他们非常棘手。
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他敢于担风险，想尽一切办法，保护革命干部。年的一天，武汉来人向他调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情况，他态度鲜明地说：“陈再道是个好同志，是个好同志嘛！”当有些革命前辈被诬陷，受审查，甚至被打成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时，他不怕担风险，主动为他们写证明材料，说明事实真相。这些同志被隔离、关押时，他多次冒风险前去探望。这样就遭到一些人的造谣和诽谤，有人甚至贴出《彭绍辉探监》的大字报，将一些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他，妄图使他屈从。他正气凛然地表示：“有真理在，我不怕！”
年9月，彭绍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兵训练工作座谈会，坚持了我军传统的武装力量体制，没有宣传“民兵指挥部”，更没有推广“上海经验”。对此，张春桥、王洪文到会大兴问罪之师，指责会议“不抓路线，方向错了”。彭绍辉根本不理睬那一套，当着他们的面，向叶剑英、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正确建议，张春桥、王洪文大耍淫威，令总参谋部带头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所谓的经验时，彭绍辉做为副总参谋长和全国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拒不表态，使张、王二人非常尴尬。
年11月，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信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，彭绍辉明确提出：“会议所有文件，包括讲话和典型材料，一概不提“民兵指挥部”。”会后，凡召开民兵工作会议，他就让通知省军区、军分区、县市人民武装部参加，不通知“民兵指挥部”。由于彭绍辉等领导同志的坚持，“四人帮”一伙企图强制推行“民兵指挥部”经验、搞“第二武装”的阴谋没有得逞，而使“三结合”的武装力量体制得以坚持下来。
八、二百多本日记
彭绍辉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，幼年因家境贫寒，只念了两年半私塾就辍学了。然而他读书学习的志向却一直没有泯灭。自年参加红军起，他就几十年如一日，靠着坚韧不拔、持之以恒的毅力，坚持刻苦自学，在戎马倥偬、战火纷飞的战场，在长征途中的马背上，在延安时期的窑洞中，在与敌人交战的堑境里，他用那唯一的一支胳膊坚持写日记，记录下了一串串闪光的人生足迹：今天保存下来的二百多本日记和笔记，摆起来足足有两米高！这些笔记和日记是党和军队的珍贵财富，也记载着他坎坷的一生、奋斗的一生，
由于勤奋，他的文化修养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。年5月，在晋西北粉碎日军“扫荡”后，他心潮起伏，写了《五月的战云》这首诗：
战云！
驱驰在蔚蓝的天空，
海棠色的光芒四面反映着。
是红？
是血？
是光！
这是历史记下的印痕，
五月的创伤！
历久的压榨！
每年的愤恨！
今天——已展开神圣血战的斗争。
战云！
在欣欢的驰奔，
迈着青春的步伐，
向着胜利前进！
鲜红的花朵，
布满和平的原野，
生气蓬勃。
摆摇！
充满着愉悦。
是在扬眉吐气，
我们正在英勇挺进中。
这富有激情的诗句，是胜利者的欢歌，是催人奋进的号角。可读完这首诗，谁能相信它竟是出自一个只读过两年半私塾的人之手？
年，他已70高龄了，可住在又闷又热的防震棚里，继续钻研马恩选集及我军战史，并把地图挂在帐篷里，一边查看，一边撰写长征回忆录。刚写到“四渡赤水”，他生病了，动过手术后，行动不便，他就躺在床上看书学习。他患有青光眼、白内障，书看久了视线模糊，就借助放大镜。看不清的地方，他就要家人念给他听。他经常说：“军事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，新的技术装备不断出现，我们不抓紧学习就要落后。”
九、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己
年，医院发现他身患主动脉血管瘤，随时有破裂的危险。保健医生给他规定了“六个不准”，连弯腰、起立、咳嗽也不准用力。他却泰然处之，照样坚持工作。年，保健部门根据他的病情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，叶剑英副主席指示要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。他却对医生说：“我的病情，以后你们不要写报告，你们不让我工作怎么行啊：我身上有定时炸弹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爆炸了，我要在它没有爆炸之前多干点工作。”
平时，他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很紧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时常工作到深夜，胸痛发作时，他吃些止痛片，继续工作；血压升高时，他把降压药加到十几片，照样坚持办公；眼痛发作时，他让夫人或工作人员给念文件。年夏，医院出来，医生要求他不坐飞机，不能劳累，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，坚持乘飞机前往胶东半岛参加总参谋部召集的一次业务会议。会后他又视察了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部队，其中有个连队住在山上，医生考虑到彭绍辉的主动脉瘤发展较快，怕出危险，劝他不要上山。彭绍辉却说：“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和战士们见面，既然已经下到基层来了，又为什么要脱离战士们呢？”结果，他硬是坚持爬到山上，从宿舍到伙房走了一遍，使战士们深受感动。
直到逝世的那一天下午，他还忍着血管瘤破裂引起的剧烈疼痛，参加了空军会议，并讲了三个小时的话，会后又看望了与会人员。医院检查时，他还一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不能住院，今天的文件我还没有处理，明天还要开会。”生命不息，工作不止。彭绍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，为军队建设，一直奋斗到最后的一息。
彭绍辉（-),湖南省湘潭县人。年参加农民赤卫军。年参加平江起义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三团分队长，红军随营学校大队长，红五军第一师一团团长，红三军团第四师副官处处长、师参谋长，红军学校第二队队长，红五军第一师师长，兴国模范师师长，少共国际师师长，红三十军参谋长，红六军团参谋长，参加了长征，抗日战争时期，任八路军一二0师教导团团长，三五八旅旅长，独立第二旅旅长，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、副校长、第七分校校长，解放战争时期，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、司令员，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，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，第一野战军七军军长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，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中
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是第一、二、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，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共产党第九、十、十一届中央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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